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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第三条道路”国际化

1999-07-15 来源:光明日报 汪东 我有话说

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克林顿、布莱尔和施罗德等信奉“第三条道路”的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是科索沃战争的积极鼓动者和实际发动者,他们在多种场合若隐若现地提出,科索沃战争是信奉“第三条道路”国家集团所面临的第一次实际考验,是为了推行西方道德标准、实现其政治哲学的一次机遇和挑战。

“第三条道路”亦称“中间道路”,是冷战后美国民主党和西欧左翼政党新一代领导人奉行的一种新的治国理论、政治战略和方针政策,旨在取代旧左派和新右派的政治理念,推动全球资本主义的形成,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建立一个“积极的社会共同体”和推行其“核心价值”。

从近年的实践看,“第三条道路”不仅是强调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平衡,以及权利和责任平衡的国内政策和治国方略,而且也同外交政策密切相关。美英等西方国家领导人主张通过“国家利益与国际合作的平衡”,促进全球的协调和发展,解决诸如金融危机、贸易壁垒和环境保护等各国难以单独解决的全球化问题。近一两年来,在国内政策上获得成功的美英等西方领导人正加紧使“第三条道路”国际化,使其成为新时期美欧等西方国家在国际问题上统一行动的指南。

今年3月24日科索沃战争的爆发加快了美英等西方国家领导人在对外关系上推动“第三条道路”的步伐。在4月华盛顿召开的庆祝北约成立5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奉行“第三条道路”的美、英、德、意、荷五国领导人专门召开国际会议,讨论“第三条道路”。会上,克林顿、布莱尔和施罗德等人都将“第三条道路”政治战略推崇为国际运动。从克林顿、布莱尔等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发表的讲话看,其观点大致可概括为:

第一、“第三条道路”不仅适用于国内政策,而且适用于像科索沃危机这样的国际事务。6月20日的美国《洛杉矶时报》认为,克林顿的科索沃政策既区别于在科索沃问题上态度强硬、但不主张干涉尚未涉及美国切身利益的事务的右翼,也不同于主张外交政策应由道德价值观来决定,但不赞成穷兵黩武的旧左翼,而是一条“中间道路”。科索沃战争因而被右翼共和党人称为“克林顿的战争”。

第二、通过所谓的“积极的社会共同体”扩大“世界民主”。布莱尔称科索沃危机“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战略利益,而且关系到我们的价值观念”,宣称国际社会不仅要为眼前利益而共同行动,而且要为更大的民主理念并肩战斗;要通过国际行动来建立民主和人权理念,在不同类型国家内部推广“社会共同体”精神;以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这种精神的传播会增进国际社会的责任感,维护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北约在科索沃的所作所为就是要将“积极的社会共同体”从一国扩大到全球,并在21世纪确立一套新的全球规则。

第三、逐渐建立起强有力的国家集团,使“第三条道路”在国际社会取得成功。在这方面,建立在西方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扩大的北约,就是一个既能代表西方国家利益,又能摆脱联合国约束,并“有效”干预国际事务的强力集团。因此,科索沃战争不仅是一场维护西方在巴尔干半岛和欧洲地区战略利益的战争,也是一次扩张西方道德标准、实现其政治哲学的实验,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这场行动在国际社会中开创一个重要的先例,即可以通过国际行动来建立“民主和人权理念”,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内部推广“社会共同体”精神。

科索沃战争的实践证明,西方核心集团在外交关系上鼓吹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乃是企图借此缓和相互之间的矛盾,通过建立“一种国际干预的新框架”插手国际事务,传播西方的价值观,使世界朝着符合西方战略利益的方向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预科索沃事务上的得手使得克林顿、布莱尔等人更加信心十足。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宣扬其理论主张,引导和鼓励其他西方国家走“第三条道路”,其国际影响有逐步扩大之势。因此要警惕以美英为首的西方核心集团利用“第三条道路”为西方的人权外交和新干涉主义寻找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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